“十一五”时期，数字出版是大势所趋，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数字出版领域中的资本运作、竞争合作逐渐明晰.伴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以及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逐渐成长为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是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时期，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营销收入增长迅速，从2006年的21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1亿元，五年间平均增幅接近50%。2010年数字出版总产出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已接近10%，成为新闻出版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大批出版传媒集团主动采用新媒体技术，进入新兴传播领域，逐渐形成了原创网络文学出版、数字图书馆等多种业务模式。
二是产品形态日益丰富。近年来，新闻出版业对新兴技术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催生了大量新型的数字出版产品形态，已形成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网络地图以及基于各种移动终端的数字出版物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数字出版体系。
三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呈现融合发展。“十一五”期间，传统出版企业基本完成了出版流程的数字化改造，电子音像出版单位基本完成了生产流程的技术升级，部分印刷企业引进先进的数字印刷设备开展按需印刷业务。同时，传统出版企业加大了与技术开发商和渠道商的合作力度，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数字出版业务，极大拓展了数字出版的市场空间。
四是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十一五”时期，为带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布局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截至今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建设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已达9家。初步形成了政策引导、重点扶持、项目带动、孵化辐射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格局，产业聚集和带动效应日趋显现，区域整体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数字出版总产值均已超过百亿元。
五是消费需求日益旺盛。调查显示，去年我国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已经突破30%；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超过5亿，普及率接近40%。有关专业机构预测，伴随产业链的进一步成熟，未来我国数字阅读终端销量将超越全球平均增长幅度。
六是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如“十一五”时期，国家制定下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有利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2008年国务院印发的新闻出版总署新“三定”方案中增设了数字出版专职工作部门，为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受传统文化体制长期以来的影响，许多文化单位对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运用不敏感，缺乏适应性和主动性，难以抓住信息化深入发展给我国文化产业带来的历史机遇，难以运用现代传播技术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力，难以同发达国家通过现代传播技术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催生新兴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抗衡。柳斌杰说。“国内的电子出版产业原本一片繁荣，但是一个苹果iPad就打乱了原有的发展格局和步骤。”，“先天不足”的问题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产生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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